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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《孫飛虎搶親》

論《孫飛虎搶親》 演出時間:2012/04/06(五)19:30 演出地點:國家戲劇院 文字:廖威誌 姚一葦先生在1965年發表的《孫飛虎搶親》,取材自《西廂記》,並且突破它的傳統窠臼,從新的人性層面重新建構角色。在形式上,結合古典韻文、現代「腹語」以及「誦」的語言,企圖創造現代形式新的可能。在內容上,拋出很多問題、觀點。在劇本完成後四十七年,首次在台灣演出的《孫飛虎搶親》,我不禁捫心自問,當經典文本搬上舞台,正在當今時空下演出,文本搬演的必要性,創作者的詮釋空間,創作者如何從傳統跟現代取得平衡點而加以再造。這些分析文本與演出之間的必要條件,進而檢視2012年的《孫飛虎搶親》首演版本更具有指標意義。 導演吳曉江在《孫飛虎搶親》上半場的處理,首要任務把故事說清楚、講明白,企圖抓住觀眾的目光焦點。主角吳樾除了一人飾兩角,加上不少的武戲,形塑出孫飛虎武功高強的一面,甚至在台上展現寫毛筆的功夫,展現個人能文能武的表演技能。另外歌隊扮演相當吃重的戲份與功能,在幾場介紹孫飛虎的雙重面貌、性格,敘述張君銳與崔雙紋的坎坷愛情史,透過歌隊Rap、B-BOX的說、唱詮釋繁雜的台詞份量,如戲中戲的比手畫腳,輔助故事傳達的辨識度,增添畫面的豐富與生動感,熱鬧繽紛的迎親歌舞橋段,帶給觀眾們賞心悅目的演出氛圍。上半場整體來看流暢的劇情推動、文本訊息的清楚傳遞,加上主角與歌隊整齊畫一的排場規模,這些戲劇元素讓我專注且好奇與期待接下來故事演變走向。 然而,如果導演刻意經營上半場的精彩有趣卻忽略人物的形象建立,輕描淡寫文本核心價值的刻畫,那麼下半場的表演內容註定形成節節敗退的難堪、尷尬場面。姚一葦先生的《孫飛虎搶親》表面如上半場詮釋的趣味繽紛,實際上則嚴肅訴說著人生哲理的價值判斷,尤其透過下半場角色的台詞內容便可得知。所以例如上半場的鄭恆一角以丑角之姿粉墨登場,誇大的肢體表演與口說特性,刻意講著不易辨識的濃烈大陸腔調,豈不是最直接區分角色良、劣差異,提升孫飛虎、張君銳的「好人」形象,反諷鄭衡「鄉巴佬」的特性,以二元對立企圖達到譁眾取寵的效果,當觀眾習慣這氛圍、風格圍繞《孫飛虎搶親》整齣戲裡,導演不免要思考《孫飛虎搶親》表達的真正核心價值,而非強調在「笑」果不斷的淺白結構裡。下半場如阿紅說:「我們不能做什麼,我們只有等待。」「當我是奴婢的時候我有奴婢的感情,當我是主人的時候我有主人的感情。」崔雙紋說:「留在心裏的眼淚是假的」張君銳說:「留在臉上的眼淚是假的」這些台詞表達的意涵不斷呼應文本的主題思想。戲裡又多次提到角色換衣的情節,崔雙紋與阿紅,張君銳與孫飛虎,彼此的身分認同的正反辯證。《孫飛虎搶親》在下半場聚焦談論的「等待」、「希望」、「身分替換」、「自我認同」等設定議題,層層包覆在戲裡,卻因為整場戲角色形象的不夠立體化,過於彰顯表面的包裝下,無法把核心思想成功傳達給觀眾。《孫飛虎搶親》故事最終走向開放式的結局,究竟是誰得到救贖,誰獲得重生,誰追隨命運安排,文本強烈的訴諸傾向到了演出卻無法獲得共鳴。我反而在下半場得到的訊息是來自「文本」,而非「演出」。也就是當演員說了台詞,而我感性投射來自於劇作家的寫作動機,而非了解主角的情感動機。尤其如孫飛虎獨自一人在場上跪著、大喊:「我是誰!」崔雙紋大喊:「我有救了,我真的有救了!」此時燈光聚焦在他/她身上,畫面當下已非走荒謬主義的風格而是讓人不知所措,甚至營造著啼笑皆非的滑稽調性了。 《孫飛虎搶親》相隔四十七年首次在台灣劇場演出,是值得可喜可賀的藝文大事,吳曉江導演的處理手法化繁為簡,讓我不費功夫就能理解《孫飛虎搶親》的故事與人物關係,以及沉浸在歌隊表演形式之中。可惜的是,當過度簡化文本的詮釋角度,我不免要問,姚一葦先生在當時創作年代企圖以《孫飛虎搶親》傳達的意象、概念、觀點,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,創作者有多少能力與調度空間,經過磨合、消化之後,得以貼切傳達文本的中心思想呢。這次《孫飛虎搶親》搬上舞台欲達到里程碑創舉的同時,演出本身失去強調文本的核心主題,只有表層,沒有精華,只有些許愉悅感卻無法讓我甘之如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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