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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春無法勾銷──評《春醒》與《一吻勾銷》

演出時間:2012年3月29日 14:30 演出地點:臺北藝術大學戲劇聽 演出團體:2012戲劇學院春季公演 撰文者:鄒優璋 德國劇作家法蘭克‧維德金(Frank Wedekind,1864─1918)的劇作《春醒》(Spring Awakening)。內容敘述一群青少年,帶著與成人所期待不同的人生角度,來探詢、認識這個世界。他們在這過程中,不斷接受著成人的訓誡。社會僵化的體制,讓這群十四五歲的少年們,只能在道德的表面下,充滿著少年懷春的性想像,對未來有著不切實際的藍圖,以及伴隨著無以名狀的死亡心態,他們試圖掙脫社會的箝制。然而在不同時空背景下,有著不同的封建形式。今天在劇場中,我們透過了《春醒》,能否聽見青春之聲?那些聲音為了甚麼而抗拒呢? 導演將《春醒》改編成音樂劇。戲一開始,由少女溫德拉唱出母親的教導,也奠定了以搖滾樂為主的風格。這樣搖滾的樂風,可將少年人的叛逆、抵抗、苦悶、疑惑等等,推到了爆發性的吶喊的高度。抒情音樂的部分,則透露了內心許多的不安定,游走在生命危險邊緣的矛盾情緒。演唱的同時,常有另名演員說著臺詞,用以呼應或形成對立,但音樂蓋過了臺詞,在聽不清楚的狀況下,顯得演唱之外的言語都是多餘的,反而造成意圖不明的效果。如:瑪爾塔發洩出被家暴的情緒時,話語無法被觀眾接收到。手持麥克風只是裝飾,並沒有使演員在演唱上和表演上有加分作用,麥克風以升降方式,在傳遞到演員手中時,技術上出了錯誤,讓表演打了折扣。 黑暗廢墟的舞臺,營造出陰暗的環境,整場戲充滿冷酷和死亡的氛圍。廢墟的換景次數頻繁,直接讓觀眾看見人工的搬移,而表演也同時進行著。導演在同時間說不同的故事,當故事份量相等時,表演的平台高低差距甚大,加上演員過多的走位,造成了舞台的視覺畫面被切割,觀眾必須具備了場景關係的聯結能力。 表演上,有具體的歌唱與對白,抽象則為舞蹈動作。溫德拉和莫理斯在歌唱時,後面以風格化的動作表現出大人管教小孩的情境。成人對孩子的家暴和校園霸凌,都是以抽象的動作表演,來強化事件的發生。劇情的主線是青少年,而成人的角色上就顯得較無層次感,這或許要呈現單一無趣的制式化。但維德金筆下那些成年人,總有著不同面向的壓迫感,卻舞臺上被輕描淡寫的帶過。劇中的老師和家長,只存在於場景之間的縫隙中,流於工具性的扁平人物。 畢竟劇本是一戰之前的創作,具有強烈的社會性批判。而今在自由社會下的多數人,不再認為對於春情的想像是一種罪惡時,舞臺上的青少年,唱出當時成人認為的青春罪惡,那甚麼是這時代青少年的反叛?我們為何會控訴春春面對相同或不同的困難?這齣音樂劇具備了良好搬演的骨幹:演員能唱能舞,唱出青春的吶喊,對抗成人僵化的控訴。但在這激情之下,應該還有更多的故事可述說。 若說《春醒》是一本沉重少年哲學書籍,而《一吻勾銷》則是輕薄的愛情筆記。這筆記表現了伍迪‧艾倫(Woody Allen)對愛情關係的辯證和獨樹一幟的幽默感。這樣的快節奏的幽默感,除了在電影的鏡頭下,也蔓延到劇場裡。 劇中霍爾和太太路過舊居,臨時起意拜訪了現在的屋主── 諾曼和席拉夫妻,也認識了席拉的妹妹珍妮和妹夫大衛。不料霍爾夫婦的來訪,卻讓席拉從壁爐中發現了珍妮和諾曼偷情的日記,夫婦之間為此吵得不可開交,而霍爾不時加入戰局。除了席拉因丈夫氣的激動,表現入木三分外。霍爾先生更是將整齣戲帶入高潮的靈魂人物,他抓住了時間點插話,帶動了戲的高潮和進展。人物話語中的嘲諷和詼諧,也為整齣戲加分了不少。作家的被捆綁的進場,顯得太不合理,以及他的江郎才盡,無法給人物有個結局,這些特質都不具說服力。作家快速交代了諾曼和大衛兩對夫妻,為小說中虛構的人物。劇中人物快速驚訝後,一切又變得理所當然,焦點又快速轉到霍爾夫婦各自的外遇問題上,頓時反客為主。 劇中的愛情與自然的關係,是我覺得值得玩味的部分。劇中自然有兩處:一是作家提到的故事:犯錯的妻子與丈夫一同去海邊,妻子不慎被水母螫到嘴唇,而丈夫見妻子腫起來的性感嘴唇,便親吻且和好。這故事可作為結尾一吻勾銷的伏筆。二是威爾夫婦一進門便注意到池塘和鴨子,最後因為看到鴨子成雙成對,而促成兩人和好。但可惜導演沒有對自然和愛情之間有更多著墨。 老練世故的成人世界,不同於少年愛情的迷惘階段,往往可以更沉著面對,一吻勾銷不是不可能。但愛情阿,在年少無法勾銷,卻在成年人的和解下,又顯得太微不足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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