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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安蒂岡尼的悲劇中~幸祺

在安蒂岡尼的悲劇中,城邦攝政王克瑞翁依法判決,原本就有繼承權的王子捍衛王權,是國家的英雄,而沒有繼承權的王子爭權則是叛國賊,應當曝屍荒野。 安蒂岡尼堅持兄長都應得到安葬,因為唯有如此,方能在古希臘宇宙觀中,安頓家族的後裔。 為了這樣的堅持,安蒂岡尼成了墓窖裡的新娘,引發了一連串的悲劇,成為希臘悲劇膾炙人口的悲劇英雄之一。 這樣的悲劇,據說可與天地共存,直到永遠。但這樣一個奠基在特定民族宇宙觀下的悲劇,當風俗轉移,其悲劇性就鬆動了。 安蒂岡尼作為戲劇角色,在劇中完全沒有交待完成目標(安葬兄長)的動機,在二十世紀初以後的標準看來,就顯得不夠合理,但也因為毫無交代造成的縫隙,反而利於用表導演的手段,依據不同時代地點的需求,替這樣的戲劇安置新的動機。 在缺乏法治觀念的台灣,搬演安蒂岡尼的故事,通常強調安蒂岡尼的情理堅持,甚於克瑞翁的捍衛法制(其實身為攝政王的克瑞翁,堅持司法正義,不惜讓自身家族也遭蒙不幸,最後為了自己相信的正義,獨自存活在無所親愛的世界,是另一個悲劇英雄),而且經常以漢人習慣的入土為安等情裡去轉化、合理化這個故事。台南人劇團的版本,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痕跡。 然而,是不是盡心盡力,因地制宜安排導表演,就可以讓偉大的希臘悲劇放諸四海皆準呢? 我想到,如果,我們嘗試在西藏演出《安蒂岡尼》。 自遠古以來堅持天葬習俗(參見本文所附照片)的藏族朋友,應該會說:「啊!安蒂岡尼公主,你到底在想什麼呢?人死後,沒有比被禿鷹吃個精光更美好的結局了!」 多麼奇妙呀!地球上真的有兩種完全不相容的古文明宇宙觀,甲之蜜糖,乙之毒藥,完全不需要也找不到協調之道。 想起以前讀到「文化人類學」的片段: 1966年,人類學家Luara Bohanon在西非與Tiv族人同住,進行他的田野研究。某個雨天,在三罐啤酒助興下,她嘗試對著當地頭目及家族男性,說起自己家鄉的悲慘故事《哈姆雷特》。 Luara遇到困難,她誠心誠意分享家鄉的經典故事,引發自己意想不到的聽眾反應。 首先,TIV族聽眾不明白哈姆雷特為何要為了母親再婚鬱悶。 她解釋「我族習俗,寡婦至少也要在服喪兩年後才能再婚」。 「可是兩年太長了……,這段期間,誰來替你的農地從事鋤耕的工作呢?」族人提出了質疑。 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事情,故事進展到哈姆雷特躲在窗簾後誤傷岳父的橋段時,引發聽眾的憤怒: 「對自己的叔叔或即將成為自己父親的人做出攻擊行為,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如果你父親的兄弟殺了你的父親,你必須求助於你父親的同輩好友,他們會替你父親報酬。沒有人可以對他的長輩施以暴力」 。 「所以,親愛的哈姆雷特王子,不要再胡鬧了,以你的輩分,根本沒有資格替父親復仇,所以你鬱悶什麼呢?家裡總要有人替母親耕田的,不是嗎?」 「存在或毀滅,在你,還不構成什麼問題。」西非TIV人如是說。 Luara Bohanon的故事,是說明親屬關係和文化相對論概念的上好案例,這種文化轉譯的艱辛,並不是只有人類學家會在自己的田野中遭遇,不少早年懷抱「師夷之長以制夷」的壯志豪情,負笈西方取經的學者專家,歸國後介紹西方文化經典時,經常忍不住要強調西方社會與東亞的某些殊異性,要鄉親父老同時了解優勢聞名的上國風光,好師夷之長以制夷。這樣的過程,彷彿順利,似乎逐步進入現代社會的漢文化環境,與西方還算相類,但那些微妙、卻又不至於謬以千里的差異,一點也不比深入叢林述說哈姆雷特的故事,或是去西藏演出安蒂岡尼的假想,來得簡單。 找日本的導演,企圖用台灣的通俗流行歌,去訴說西方茶花女的故事,也許也是這樣的產物。 深入西非隻身進駐田野,已經可以和族人對話的人類學家,其實還不具備在異族中說自己故事的能力,莎士比亞跟著人類學者進入非洲,只能任由當地人重讀重譯重品評,TIV族人既然憤怒了,那麼戲劇終究完成了激動人心的目的,本著文化相對論下對不同宇宙觀的尊重,在「作者已死」後數十年,我們也不再為此大驚小怪。 呃,所以…安蒂岡妮別憤慨…哈姆雷特死了活該,至於茶花女,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你才好。 不是因為茶花女沒有權力這樣或那樣,而是花了那麼多公帑又搞那麼大製作大宣傳,賣那麼貴的票,痛失血汗錢的中產階級觀眾,很難輕鬆享受重讀重寫的愉悅。 那些用力鼓掌的人們,也許是更有錢,更不怕荷包失血的觀眾群吧?也或者,他們來自另一種剛好可以享受這種類型作品的族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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